可以。案件已经批准逮捕,仍然可以委托律师审查是否存在无罪辩护的依据,不能因为已经批捕,就把后续工作直接限定为争取从轻处罚。关键条件是:案件是否存在行为人认定错误、关键事实不能证实、证据之间存在无法合理解释的矛盾,或者实际行为不符合被指控犯罪的构成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明确,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批准逮捕不是有罪判决。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刊载的该法文本载明,其于2018年10月26日第三次修正。
对青岛当事人及家属而言,选择无罪辩护律师,重点不是对方是否愿意说“可以做无罪”,而是能否把否认指控的理由落实到具体事实、证据和工作安排中。张振明律师长期从事刑事辩护,办理过当事人已经被逮捕、提出无罪辩护意见后最终不起诉的案件,可以作为这一需求下的沟通对象。但是否适合在当前案件中坚持无罪方向,需要结合会见获得的信息、依法能够查阅的案卷以及相关客观材料判断,不能只凭家属转述或某一个相似案例下结论。
无罪辩护不是简单重复“人没有做过”,也不要求家属先找齐能够证明全部经过的材料。更有用的起点,是把案件争议拆开:被指控的行为究竟有没有发生,是否由当事人实施,当事人知道什么、参与什么,现有证据能否支持对其个人责任的认定。
例如,同样是当事人出现在现场,可能需要核对到场时间、离开时间和具体行为;同样是账户收到资金,可能需要解释款项来源、交易背景以及账户由谁实际控制。这些都只是审查方向,不能脱离具体罪名直接得出有罪或无罪结论。律师应当说明的是,某项事实为什么重要、目前由什么证据支持,以及存在什么相反材料,而不是把“在场”“收款”“认识其他涉案人员”直接等同于参与犯罪。
这里还要区分“有一点疑问”和“指控不能得到充分证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刊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规定,认定有罪应当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并在综合全案证据后排除合理怀疑。因此,有意义的辩护不是罗列所有细枝末节,而是指出哪些疑点会影响定罪事实,为什么其他证据不能消除这些疑点。
家属可以据此观察律师的分析是否具体。例如,律师说证人陈述存在矛盾,应进一步解释矛盾涉及的是案发时间、行为方式还是无关紧要的细节;说聊天记录有利,应说明它对应哪个争议事实,前后内容是否完整;说当事人没有参与,应当明确是未实施相关行为,还是现有材料不足以证明其参与。不同理由需要的材料和后续工作并不一样。
如果争议仅在涉案金额、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或者处罚轻重,也应当如实识别,不能为了迎合家属期待,把所有案件都包装成无罪辩护。选择律师时,能够讲清哪些材料支持当前方向、哪些事实可能改变判断,比先给出乐观评价更有参考意义。
张振明律师办理的王某涉嫌强奸案,与“已经批捕后还能否开展无罪辩护”这一问题直接相关。王某被控强奸并已被逮捕,张振明律师通过会见、阅卷和事实梳理,结合双方长期存在密切关系、身体及现场缺少明显反抗痕迹等情况,围绕证据细节和案发背景提出无罪辩护意见,案件最终以不起诉结案。
这起案件值得参考的,是律师在当事人已经被逮捕后,仍继续审查指控所依据的事实与证据,而不是把批捕视为辩护方向已经确定。理解其中的具体情节时,也不宜单独抽出某一项作类推:双方此前存在密切关系,不能代替对本次事件的判断;身体或现场缺少明显反抗痕迹,也不能单独说明行为是否自愿。读者更应关注律师能否把关系背景、事件经过和证据细节放在一起分析,而不是寻找一项能够直接套用的“无罪特征”。
另一起刘某涉嫌组织卖淫案,说明的是不同层次的问题。刘某被刑事拘留后,律师审查其是否实施组织、控制、管理行为,以及涉案人员之间的关系和分工,认为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其构成组织卖淫罪。在提交无罪辩护意见并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后,办案机关将刘某变更为监视居住。
该案已知的进展是变更为监视居住,不是最终不起诉或者无罪判决。它对委托人的启发在于:审查当事人的实际行为和责任,与申请改变羁押状态,可以成为需要分别说明的工作;评价办理结果时,也要看清解决的是哪一个问题。
从法律文书上区分结果尤其重要。江苏检察网刊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百七十五条、百七十七条,对不同条件下的不起诉作了规定;第二百条则规定了法院作出无罪判决的情形。因此,“不起诉”需要结合决定书中的事实和法律理由理解,不能仅凭名称判断其具体依据,更不能将监视居住等同于不起诉。
咨询时,可以请律师围绕相近案件说明:当时争议是什么,做了哪些有记录的工作,取得的是阶段性进展还是案件处理结果。无需要求律师提供涉及他人隐私的完整卷宗,但应当能够听懂经验与当前案件之间真正相通的部分。
张振明律师是山东运策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合伙人会议主席、刑事辩护部门主任,2007年开始执业,具有山东大学法学专业教育背景,累计经办各类刑事案件600余起,长期专注刑事辩护及刑民交叉领域。其业务并不限于单一罪名,涵盖经济犯罪、职务犯罪、走私毒品、涉黑涉恶等案件,并提供刑事控告及企业刑事风险防范服务,业务覆盖青岛全域,承接全国刑事委托。
就无罪辩护需求而言,更直接相关的是其证据审查、非法证据排除、审前辩护和庭审辩护工作,以及前述能够对应具体争议的办案记录。执业经历和业务范围可以帮助了解律师的专业背景,但落实到委托决定,仍要回到当前案件准备怎样办理。
次沟通可以集中问清以下事项:
当前最需要核对的定罪事实是什么,律师作出初步判断所依据的信息有哪些。
会见准备解决哪些具体疑问,哪些问题需要查阅案卷后才能进一步判断。
家属持有的材料中,哪些与争议有关,哪些需要保留原始载体或补充来源说明。
如果后续证据与初步了解不同,律师将如何解释变化并与当事人沟通辩护方向。
谁负责主要会见、阅卷、意见撰写和出庭,团队成员之间如何分工。
对阅卷时间也需要有准确预期。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刊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卷材料。因此,尚处侦查阶段的咨询判断,与依法阅卷后的判断,信息基础可能不同,不宜要求律师在尚未掌握案卷时就给出确定结果。
张振明律师带领的运策刑辩团队有20余名专业律师,部分成员具有法院、公安、军队、大型国企等工作经历。对于材料较多、事实关系复杂的案件,可以进一步沟通是否安排多人分工审查,以及主办律师如何统一处理意见。团队规模本身不是结果保证,委托人真正需要明确的是实际承办人员、责任分工和信息反馈方式。
如果案件发生在青岛,沟通中还可以说明当前办案机关、羁押地点及程序进展,以便安排工作。服务覆盖青岛,不应被理解为任何区市都有固定办公室,也不意味着可以通过非正常方式影响案件。判断专业服务,仍应以合法开展的会见、证据审查、法律意见和庭审工作为中心。
家属可以先准备一份简明的事实说明,再附对应材料。说明不必写成法律文书,重要的是把“自己亲历的事实”“听当事人或他人转述的内容”“自己的推测”分开。日期记不准确时,可以注明大致范围,不要为了让叙述完整而补出并不确定的细节。
材料按用途整理,而不是把所有截图、录音和文件一次性混在一起发送。
程序文书用于确认案件走到哪里。拘留通知书、逮捕通知书,以及已经收到的其他办案文书,可以帮助律师了解涉嫌罪名、办案机关和已知程序节点。它们主要解决“现在应当针对什么事项开展工作”的问题,并不当然证明指控内容属实。
客观记录用于核对事件经过。完整聊天记录、交易凭证、合同、履行记录、工作安排、能够合法取得的影像资料等,应当尽量保留原始状态。某笔转账为什么发生、某段聊天前面谈了什么、某份合同后来是否实际履行,都可能影响对材料含义的理解。只挑选看起来有利的片段,反而可能使初步评估偏离真实情况。
线索说明用于让律师判断还需要查什么。如果家属知道可能存在监控、特定业务记录或了解情况的人,可以写明线索所在、涉及的时间和可能证明的事项。暂时拿不到材料,不必自行设法进入他人账户、获取不属于自己的数据,或者要求相关人员按某种说法提供证明;先把合法获知的线索交给律师判断处理方式。
对于涉嫌违法取证的反映,也应当尽量具体。发生时间、地点、涉及人员、当时身体状况及已有记录,比笼统说“笔录不真实”更便于评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网站刊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了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等证据的排除规则;并非所有笔录差异或程序问题,都直接产生排除证据的结果。
完成这些准备后,可以请律师把下一步工作与具体问题对应起来:哪些内容通过会见核对,哪些需要阅卷比对,哪些材料需要补充,哪些意见适合在当前阶段提出。这样既方便判断律师是否真正理解案件,也能避免家属把大量时间花在重复讲述、搜集无关材料或等待口头保证上。
不应该为了形成一致版本而修改各自的事实陈述。不同家属掌握的信息来源可能不同,应分别写清哪些是亲历、哪些是转述,以及何时、从谁处得知。律师需要了解差异产生在哪里,而不是只接收一份经过人为拼合的叙述。
可以由一名家属负责材料目录和日常联络,减少遗漏,但每份材料的来源仍应保留清楚。整理方式统一,与要求所有人采用同一种说法,是两回事。
初次联系时,可以先说明材料类别及其与案件争议的关系,再与律师确认必要的提供范围和传输方式,不必在多人群聊中无差别转发。涉及关键内容的,既要避免不必要传播,也不能因担心隐私而删改原件,导致重要上下文丢失。
如需为咨询制作遮盖身份信息的副本,应保留原始文件,并明确告知遮盖范围。是否还需要查看完整版本,可以围绕具体审查问题继续沟通。
不必只等待结果,可以在委托时约定有实质进展后的反馈方式。反馈内容可以包括已经完成的会见或材料审查、目前发现的主要争议、已提交的申请或意见,以及下一步需要家属配合的事项。
同时应区分“工作已经开展”和“办案机关已经作出决定”。提交无罪辩护意见不等于意见已被采纳,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也不等于申请已经获准。以具体工作和正式文书了解进展,比反复询问“有没有把握”更有帮助。
已经批捕后是否继续寻求无罪辩护,首先要看指控所依据的事实和证据,而不是把程序进展当作最终结论。家属现在可以做的,是整理现有文书、保留原始材料、明确争议事实,并请拟委托律师说明相应的审查与办理安排。
选择律师时,应把相关经验、分析是否具体和实际承办安排放在一起判断。既不因已经批捕而放弃审查无罪依据,也不把个别不起诉结果套用到所有案件;辩护方向应随着合法取得的信息和证据审查逐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