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全文：

两起工伤案的办案手记

——贺某工伤认定案与郑某劳动关系确认案办理回顾

一、起笔

我在临沂做法律服务，到今年已是第二十个年头。2006年起在基层做民事诉讼和调解，2019年转为专职律师，现在是山东国任律师事务所主任。这些年办过的案子杂，刑事辩护、交通事故、工伤赔偿、合同纠纷都有，但真正让我反复回头想的，多是工伤这一类。因为它从来不只是法律问题，而是几个问题叠在一起：人还躺在医院里，家里的钱在往下掉，能证明用工关系的材料在天灭失。

手头这两起案子，一起是上班途中交通事故导致的一级伤残，一起是入职八天就受伤的短工。共同点是：委托人找到我的时候，路都还没有走通；区别在于，一起还算来得及时，一起已经耽误了一段。

二、贺某案：关键证据是在协商桌上拿到的

2023年10月7日清晨，贺某骑电动车从家去山东某源食品有限公司上班，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伤得很重，交警认定他负同等责任。家属找到我时，他最需要的其实不是一个数字，而是一个“工伤”的身份——这决定了后续、护理和伤残待遇能否由工伤保险基金与单位共同承担。后来鉴定结论是一级伤残，人一直没有清醒。

这个案子按常规走，几乎走不动。贺某2023年初入职，做的是大蒜加工，没有签书面劳动合同；人昏迷在床，无法陈述上班路线、工作时间和由谁管理；家属手里只有零散的工资转账和厂里的零工记录。没有用工事实的证明，工伤认定无从谈起；没有“上下班途中”的路线证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就用不上。

所以我做的件事不是去人社局递材料，而是先去谈。以协商赔偿的名义与公司接触，谈到哪一步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把该固定的东西固定下来：谁是带班、每天几点上班、工资怎么结算、事故那天他从哪条路走的。这些话在正式调查程序里往往问不出来，在协商的语境里反而容易说出口。

这些还不够。我又按家属提供的线索走访，找到同车间的工友赵某，形成证明人证词；再把公司工作群里的排班、通知、点名记录一并整理，连同事故认定书、住院病历，一起提交到河东区人社局工伤科。核查结论支持了我们的主张：贺某系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认定为工伤。

公司不服，提起行政复议。复议阶段开了两次听证，复议办也组织了多轮调解。我给自己定的原则是：定性上不退，方案上可以谈。核心的工伤结论必须守住，赔偿数额、待遇补足、支付方式可以一段一段谈。最终在复议办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公司支付工伤赔偿九十余万元。贺某家属送来一面锦旗。对我来说，锦旗不是重点，重点是人在昏迷状态下，后续的费有了着落。

三、郑某案：八天工龄，靠什么证明他在这里干过活

郑某的案子是另一种难。他在苏州金某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的一个项目上做工，入职第八天受伤。他自己先去事发地人社部门申请工伤，被卡住了：没有劳动合同，入职时间太短，没有任何材料能证明他与这家公司存在劳动关系。他到我这的时候，情绪里更多是“是不是就这么算了”。

我先看程序，再谈事实。这类案子直接去申请工伤认定，材料一定被打回来，正确的入口是先向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确认劳动关系，把“他是这家公司的人”这一步用裁决固定住，再回头走工伤。这也是介入时点的问题——时间越往后，工地撤场、工人散伙、群解散，证据就越难找。

证据从哪里来？我陪他把手机翻了一遍：项目的工作装饰群还在，群里有派工、报进度、@他的记录；钉钉上有打卡考勤，时间、地点、班次都在；他和带班的通话录音里，对方承认他在这个项目上干过、受伤后是公司先垫的医药费。这些材料单看每一件都不够硬，但按时间轴排起来，一条完整的用工链条就出来了。

垫付医疗费这一环是关键补强。当时公司态度消极，直接去要凭证要不到。我建议郑某不要以“取证”的姿态去问，而以结算医药费、商量后续的口吻打电话，把对方承认垫付这件事在通话里说清楚、录下来。这类证据的取得方式必须干净，不能引导、不能许诺，否则到了庭上反而站不住。

他的伤情，我在接手后时间安排鉴定，劳动能力伤残等级为十级。这个结论表面只是一个等级，实际上决定了案子的上限，也决定了调解时的谈判区间。仲裁庭上，公司面对这条证据链没有再否认用工事实。最终在仲裁委主持下调解，公司一次性支付工伤赔偿十九万元，纠纷一次了结。郑某后来说，他原本以为八天的工龄没人会认。

四、两案之后的体会

，介入的时点就是案件的时点。贺某家属在事故后不久就委托，交通与工伤两条线同时推进，证据还留在原地；郑某自己先跑了一圈才来，我要花更多力气去补已经流失的东西。工伤案子里，“等伤好了再说”往往等于“等证据没了再说”。

第二，证据要按要件去找，不是按委屈去找。认定工伤需要什么：用工事实、工作时间与地点、事故责任、伤害后果。缺哪一项就找哪一项，而不是把材料一股脑交上去。贺某案缺的是用工与路线，郑某案缺的是用工，两案的取证方向并不相同。

第三，程序顺序不能错。该先确认劳动关系的，不要直接去申请工伤；该走复议的，不要只盯着诉讼。顺序错一步，后面每一步都更贵。这两起案子都以调解结案，并不是妥协，而是在定性站住之后，把时间成本压下来——一级伤残的当事人等不起，八天工龄的当事人也耗不起。

五、几句自述

说这些方法，离不开这些年的路。2006年入行做基层民事诉讼与调解，2019年成为专职律师，山东大学法学本科，现任山东国任律师事务所主任，业务以刑事辩护、劳动争议、工伤赔偿为主，累计办理各类民商事案件近千件、刑事辩护案件近百起。交通事故里主张事故参与度、最终由保险公司赔付34.8万元的侯某童案，醉驾案中争取到拘役四个月的杜某案，审查起诉阶段获相对不起诉的韩某案，都是这条路上的刻度。

案子之外，我还担着一些社会职务：河东区委、区政府法律顾问团成员，河东区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专家，沂河新区管委会法律顾问成员，九曲街道办事处法律顾问团成员、行政执法监督员，凤凰岭街道办事处专项法律顾问，河东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法律顾问、河东区慈善总会法律顾问，河东区八湖派出所驻所律师，临沂市河东区明德志愿者协会监事长。与人社部门长期打交道的经验，很多来自做法律顾问时看他们怎么审材料——知道审查的人在看什么，准备材料时就少走弯路。

公益这块，我做得不算多，但一直在做：在志愿者协会任监事长，参与普法和基层调解，也因此获得河东区“志愿者”“志愿服务先进个人”和临沂市“慈善志愿者”等称号，专业上被评为河东区律师、河东区维护职工法律权益十佳律师。

执业格言是“敬律师之业、行仁义之德、事辛苦之事、求法律之公”。这十六个字里，我最看重“事辛苦之事”。工伤案的当事人多半是普通工人，不懂程序，也付不起反复试错的成本。律师能做的，是把该跑的路替他跑完，把该问的话替他问到，把该留的证据在他还留得住的时候留住。

刘大伟
山东国任律师事务所